李傳印
   郭山澤/漫畫
  秦漢時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們鑒於歷史的經驗和教訓,從各個不同方面對腐敗現象及其危害都有著深刻的認識,這些思想成果豐富、認識深刻,其中賈誼對於浮靡世風的危害性的認識具有很好的啟示意義。
  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賈誼撰著《新書》(即《賈子》),對秦漢之際歷史經驗進行了深刻總結。《新書》今存十卷五十八篇(其中《問孝》、《禮容語上》兩篇有目無文),內容十分豐富。值得我們註意的是,賈誼以深沉的憂患意識對浮靡世風及其危害有了深刻認識。《新書·俗激》批評漢初開始出現的奢靡之風,正是這種奢靡之風蛀蝕了人們的心靈,在物欲的驅使下,人異化為物質的奴隸,追名逐利,置道德和法律於不顧,嚴重損害了社會經濟。
  賈誼在《新書·瑰瑋》中指出:社會風氣的浮侈傾向敗壞人心,令人對道德和法律失去最基本的敬畏,其結果是政治昏濁、世風敗壞、社會失序,最終危及國家。《新書·無蓄》指出:“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眾,天下之勢,何以不危?”
  抵制和遏止浮侈風氣的泛濫,最重要的是確立和維護國民經濟的“本”,即勸課農耕。這就是賈誼《新書·瑰瑋》中所說的“以本予民”。重民的一個重要原則是仁愛民眾,不僅要有仁愛民眾之心,也要有仁愛民眾之舉。只有統治者仁民愛物,腐敗的現象才可以相對減少,腐敗的程度才會有所降低,並從內心自覺的方面起到防範腐敗的作用。
  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下,統治者的權力缺乏有效約束。在政治體制暫時無法改變的情況下,要抵制和防止政治腐敗,可行的途徑之一就是從觀念層面倡導德治,反對貪暴,使為政清廉成為社會推崇的價值觀念。
  自先秦以來,以德治國就是我國重要的政治理念,以德政反對暴政苛政,以德政為基礎倡行廉政也是國人的政治理想,在一定意義上說,以德治國是廉政思想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。
  劉向在繼承前代德治思想的基礎上,對統治者為官理政提出了新的要求。劉向《說苑》捲五《貴德》中借吳起與魏武侯關於為政以德的討論,來闡明國家興亡與德的關係。劉向指出:“夫人臣猶貴仁,況於人主乎?故桀、紂以不仁失天下,湯、武以積德有海土,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。”“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,故無憂。”既然德與國家興亡的關係如此密切,那麼統治者應修身積德,節欲除貪。
  劉向對於春秋時期晉國的叔魚之貪、雍子之賄、邢侯之暴,極為厭惡。在劉向看來,上之所好,下必行之,“天子好利則諸侯貪,諸侯貪則大夫鄙,大夫鄙則庶人盜。上之變下,猶風之靡草也”。統治者好利的結果是臣民自上而下的貪、鄙、盜。貪利縱欲有百害而無一利,應堅決杜絕。所以人君應該“明貴德而賤利,以道下”。以上見《說苑》捲五《貴德》。也就是說,統治者應作出表率,棄貪尚廉,這樣才能樹立起全社會崇尚道德、清正廉明的風氣。
  董仲舒認為以德治國必先治官。他針對漢初以來出現的種種時弊進行了深刻揭露和批評,在《賢良對策》中他揭露那些“身寵而載高位,家溫而食厚祿”的官僚貴族“因乘富貴之資力,以與民爭利於下”。他認為出現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在於吏治不力。郡守、縣令的職責本來就是理政安民,但如果這些地方官吏貪得無厭、暴虐百姓,以德治國只能是一句空話。
  董仲舒認為,政治清明的關鍵在於選官舉人,這是關係到國家的興衰存亡的大問題。如果姦佞當道,官皆貪墨,那麼就必然導致政治腐敗、國家亂危的局面。如果知賢而不用,也會產生主卑國危的嚴重後果。
  漢初以來,由於對官吏考核沒有真正落到實處,出現了“廉士久失職,貪夫長利”(《漢書》捲五《景帝紀》)的局面。他提出了加強官吏考核、堵塞貪官污吏的進身之路的官吏考核措施。
  值得註意的是,東漢中期以來,外戚、宦官擅權,吏治腐敗,察舉不實,選貢非賢,考績制度名存實廢,政治日益腐敗。王符、仲長統、左雄等思想家對此十分憂慮,他們從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反對腐敗、倡行廉政的思想主張。  (原標題:靡之者甚眾,天下何以不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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